芭蕾舞剧《百合花》：生死考验下的青春成长

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百合花》改编自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茹志鹃1958年发表的同名短篇小说，由茹志鹃之女、作家王安忆担任编剧。该剧以解放战争为背景，通过“通讯员”“新媳妇”“大姐”因“借被子”产生的交集，将三人间如同百合花般纯洁美好的情感娓娓道来，展现出血色青春中人性的光芒和力量。

这部舞剧既不同于以往以矛盾冲突和舞蹈交织来取胜的叙事性舞剧，也不是特定人物刻画类舞剧。原小说5000字生动优美的细节描写和诗意的场景写照奠定了该剧的气质。舞剧以主人公中年大姐的第一人称讲述，总导演王舸将个体的生命感悟和情感视角熔铸于讲述者，以倒叙的方式，让时间定格在特定年代的三个普通青年人身上，将深沉浓烈的情感掩藏在平凡的生活和激烈的战斗中，掩藏在三个小人物的舞台行动中，不断敲击着观众的心灵，让人沉浸其中细细感受，使作品充满诗意。

尽管王舸具有丰富的舞剧创作实践经验，《百合花》于他来说仍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源于对有限的舞剧文本与舞剧的戏剧性特点、舞剧语言的特性之间戏剧关系的再造和延展。如何构筑饱满且具有张力的舞剧情感叙事空间，让情节产生逻辑链条，并生发出不同的情感意象空间，完成叙事和抒情的完美统一，是摆在创作者面前的第一道难题。这个问题直指舞剧创作与文本的关系。诚然，王安忆已经在小说基础上凝练情感，提供了一个作品大纲式的故事逻辑，但用舞蹈语言呈现文字语言大纲还需要舞剧导演更多的创意巧思。原作中戏剧性矛盾冲突并不强烈，其情感的浓度是靠文字一步步剖析、表述人物内心世界实现的。舞剧需要将文字所描述、铺垫、潜藏的过程，以凝练的情节及具有关联延展性的舞台行动来承载。而且，这些情节和舞台行动还要避免哑剧化的动作呈现而体现出可舞性。该剧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

结构上，舞剧以三个青年人建立友谊、坚守信仰以及共历生死的精神洗礼展开叙事。战士向老乡“借被子”这一主要情节，连接着“接战友”“借与不借”“思夫”“月下和解”“送鞋”“硝烟中的告别”等舞台行动。这些舞台行动依循着人物的个性和内心所向产生具有情感发展逻辑的更多的舞台行动，体现了青年人真实朴素的情感和人性的本真，并由此晕染出颇具张力的情感叙事空间。

在舞蹈语汇上，该剧舞段设计依循舞剧的情感空间构筑，遵从芭蕾舞审美的动作连接转换方式，充分发挥了舞蹈语言的本体特性。男子战士群舞刚毅，体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和正义之感。染坊群舞诗意中寄托着美好，呈现出江南的意蕴，是新媳妇朴素内心的展现。送鞋群舞是对情感的渲染，那是无数生者和亲人对先烈的祭奠和怀念。抒情写意的三人舞更是体现出三位主角经过生死考验之后，精神的洗礼和升华，那是信仰之光在熠熠生辉。尾声的百合花群舞则是作品的点睛之笔，抒情写意，表明信仰的力量，穿越生死，穿越时代，历久而弥新。

剧中，枪口上的野花、手中的野花、被子、布鞋、月亮、百合花等重要符号，发挥了隐喻叙事的积极作用，让舞剧的叙事不断突破文本故事而进入意象化的空间。这些符号在不同场景中的呈现，与三位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相互辉映，激发观众的情感想象和共鸣，让舞剧本身的情感内涵得到强化。此外，该剧音乐深沉、朴实甚至略带清新的气质，与作品结构、情感叙事逻辑以及舞段呈现深度契合，共同参与了舞剧叙事和情感空间的构筑，为该剧增色添彩。

《百合花》的小说虽短，却以优美的文字将人物塑造得清新生动。立体呈现出书中描绘人物的质朴本真气质以及个性，也是该剧的一个亮点。导演通过特定舞蹈段落的设计以及细节的刻画，让三个主要人物形象在具体的情节推演和情感空间构筑中逐渐清晰：通讯员年少朴实、大姐坚毅果敢、新媳妇朴素内敛。每一个角色都个性鲜明，通讯员枪口里插着野花，在老妈妈面前孩子般的稚气、借被子时的羞涩和气恼等舞段展现出他的淳朴；新媳妇对丈夫的思念和对新婚被子的珍视，以及最终送出被子时内心独白舞段，不仅真实体现出普通百姓的情感，也让观众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无情；大姐与通讯员、与新媳妇的舞段又体现出青春的力量和坚毅。王舸充分发挥出他擅长塑造舞剧中平凡小人物形象的优长，于细节处赋予角色生动注解，使整个作品在朴实中充满浪漫气息。

舞剧《百合花》穿过历史的记忆，诗意表现出战争年代那群青年人的血色青春，展现了他们在生死洗礼中的成长和精神品质。那是镌刻在历史中的青春回响和人性之光，值得我们永远去怀念。

（作者：张麟，系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