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天塔·风华录
通济渠是隋唐时期南北大运河中较早开凿的一条。以当时东都洛阳为中心，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从洛阳、开封，可沿水路到江淮。其中山阳渎和江南河一直沿用下来。图为清代徐扬的《姑苏繁华图》局部，描绘了江南运河经过的苏州景象。
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李白游历江淮，途中写下了《淮阴书怀寄王宋城》：“予为楚壮士，不是鲁诸生。有德必报之，千金耻为轻。缅书羁孤意，远寄棹歌声。”诗歌中流淌的不仅是蜀地的豪情，更有运河滋养的江南韵致。
毫无疑问，大运河是解读李白诗歌地理与精神轨迹的重要密码。
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炀帝开通济渠。渠水绕宋城东南而过，再往东有泗水自鲁南山地蜿蜒而来，与通济渠并行不悖，共同南流。
李白，这位仗剑去国的诗仙，其生命轨迹始终与运河的水波交织——江南河的柔波孕育了他诗中的烟雨，通济渠的帆影见证了他醉酒的狂歌。“十五好剑术，三十成文章”的谪仙人，其诗歌中流淌的不仅是蜀地的豪情，更有运河滋养的江南韵致。
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24岁的李白离开蜀地，“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出游金陵途中，他取道庐山，沿着长江一路东下，或许在运河码头的酒肆里写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豪语；当他被赐金放还，又循着江南河的水路，“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运河的波涛里，既倒映着他“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傲骨，也承载着他“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抱负。
毫无疑问，隋唐大运河是解读李白诗歌地理与精神轨迹的重要密码。
而今更忆西江月
江南河，这条蜿蜒于吴越腹地的水脉，以最温柔的笔触勾勒出中国南方的神韵。它宛如一条温婉的丝带，连接着长江与钱塘江，流经江苏、浙江，串联起长江的浩荡与钱塘的潮涌，在姑苏园林的粉墙外低吟，于越州的石拱桥下浅唱。这里的水乡风光，如梦如幻，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独特的韵味；这里人文荟萃，古老的文化传承与繁荣的市井生活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
李白与这条水道的相遇，恰似青莲邂逅清溪。在他的“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的诗句里，流淌着江南河赋予的灵性。江南河，是李白诗歌创作的灵感源泉，心灵的栖息之地。
“五岳寻仙不辞远”的谪仙，在江南河畔找到了心灵的归处。运河码头的酒旗、水榭的琴音、夜泊的渔火，都化作他笔下“渌水净素月，月明白鹭飞”的意境。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白即将离开金陵（今江苏南京）东游扬州时，写下《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创作这首诗时，李白刚刚26岁，正值青春华茂，他留别的不是一两个知己，而是一群青年朋友，所以他的离别诗并无愁绪，只有别意，流畅俊逸、清新明快。那飘落的柳絮里，分明带着江南河水特有的温润气息。这条水道，最终同李白这首饱满酣畅、悠扬跌宕的诗歌一样，成为了盛唐诗歌里最动人的地理坐标。
李白与江南河的缘分，恰似青莲依水而生。他多次踏上江南这片土地，循着运河的水路漫游吴越，江南河沿线的每一座城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杭州，这座充满诗意的城市，更让李白沉醉不已。西湖的美景如诗如画，运河的繁华热闹非凡，二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独特的江南胜景。“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宋之问曾经写出这两句诗，虽未直接提及运河，却生动地展现了杭州的壮丽景色，想必李白也是同样的心绪——站在高楼之上，眺望沧海日出，那磅礴的气势让人震撼；面对浙江潮水的汹涌澎湃，心灵也随之激荡。
而这背后，正是运河孕育的繁荣，使得杭州成为江南的一颗璀璨明珠。
运河的水运交通，带来了各地的物资与文化，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也为西湖增添了别样的魅力。李白在杭州的街头巷尾漫步，感受着这里的繁华与活力，他的心中涌动着无尽的诗意。运河上船只往来如梭，商船满载着丝绸、茶叶、瓷器等江南特产，驶向远方；客船则搭载着文人墨客、商旅人士，带来了各地的故事与文化。李白与这些往来的人们交流，倾听他们的故事，汲取创作的灵感。他看到运河两岸的楼阁亭台，雕梁画栋，充满了江南的韵味；看到街头巷尾的人们，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感受到了江南的繁荣与和谐。这些都成为他诗歌创作的素材，融入到他的诗句中，让他的诗歌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姑苏（今江苏苏州），这座古老的水城，同样让李白流连忘返。姑苏的运河，是城市的生命线，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荣辱。李白目睹运河上船来船往、商贸兴盛的景象，心中感慨万千。他挥笔写下描绘当地风情的诗句，将江南河两岸的美景、人文和繁华融入诗歌。一百年后，唐末诗人杜荀鹤仍深深为大运河所陶醉：“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
李白笔下的苏州既有吴宫繁华的追忆，也有历史沧桑的感慨。《乌栖曲》以姑苏台为场景，描绘吴王夫差与西施的奢靡生活，暗讽盛极必衰的历史规律：“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苏台览古》则写出杨柳新月的对比，“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诗中暗藏着李白对姑苏水乡的独特感悟。
夜晚的运河边，灯火辉煌，热闹非凡，人们在夜市上售卖着新鲜的菱藕；春天的运河上，船只穿梭，载着身着绮罗的人们，展现出江南的富庶与繁华。而那悠扬的渔歌，更是勾起了人们的思乡之情，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情与诗意。
李白在苏州的运河边，与当地的文人雅士相聚，他们饮酒赋诗，畅谈人生。他们一起欣赏运河两岸的美景，感受着江南的温婉与细腻。李白从他们身上汲取了江南文化的精髓，将其融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他的诗歌在苏州广泛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苏州的美丽与魅力，也提升了苏州的文化知名度。
李白的诗篇沿着江南河的水路流淌，如同奔流不息的浪花浸润着吴越大地。这条蜿蜒的水道，不仅输送着丝绸与茶叶，更承载着盛唐诗歌的魂魄。在运河码头的茶寮里，商旅们传抄着“有德必报之，千金耻为轻。缅书羁孤意，远寄棹歌声”的诗句；画舫中的歌女，将“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谱成新曲。
李白的诗行，就这样随着摇橹声，从姑苏传到会稽，从钱塘传到广陵。
通济渠流经的中原大地，以其雄浑厚重的气韵，为李白的诗笔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当这位来自蜀地的诗人第一次站在汴河堤岸，眼前奔涌的浊浪与无垠的平原，与他熟悉的巴山蜀水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地理空间的强烈反差，催生了他诗歌中最具标志性的壮阔意象。
诗仙的作品，在江南河两岸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北地的豪放与南国的婉约，在他的诗句中达成了奇妙的和解。运河上的漕工既能吟诵“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壮阔，也能品味“渌水明秋月，南湖采白蘋。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的清丽。在湖州的乌篷船里，越地的书生通过“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想象着北方的雄浑；而洛阳的游侠，则从“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中触摸到江南的温婉。
李白的诗歌，如同一股清泉，滋润着人们的心灵，让他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了一片宁静的港湾。他以诗为媒，让运河成为了盛唐气象最生动的载体，也让自己的诗歌超越了时空，成为连接南北的精神纽带。
汴河波涛入诗行
通济渠，这条横贯中原的黄金水道，以浑雄的气势连接着中原大地与江南水乡，磅礴的笔触连接起黄河的浑厚与淮河的清婉。
在这种意义上，通济渠不仅是隋唐帝国的漕运命脉，更成为了李白诗歌中壮阔气象的地理源头。当这位“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剑客诗人第一次踏上通济渠的漕船，汴河的波涛就注定要融入他的诗行。
在这条连接南北的动脉上，李白找到了将蜀地雄奇与中原气象熔于一炉的意兴湍飞。这条水道，见证了李白人生的重要转折——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青年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这次离别家乡，由水路乘船远行，经巴渝，出三峡，在渡过荆门山后，自江陵南下，浮洞庭，历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复折回楚地。李白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素有进入仕途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但是总不能如愿。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春，李白先到颍阳（今河南登封市）探望老友元丹丘，后取道淮阳（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县）直奔宋城（今河南商丘市）。
李白取道宋城，选择泗水航道，经下邳（今江苏邳州市）直下淮阴，为的就是泛舟河上，经水路漫游而行。弯曲的泗水“沿回且不定”，船行其上，令他“飘忽怅徂征”，感叹旅途艰辛，决定在淮阴停船驻足、上岸休整，顺道寻幽访古、游览胜迹。将近一个世纪后，诗人白居易在这里写下：“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
李白与通济渠的缘分，在汴州（今河南开封）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当他的舟楫驶入汴河段，开封的城墙便如展开的历史长卷扑面而来。这座“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都会，将中原大地的厚重与运河带来的灵动完美融合。
诗人在汴州的街衢间驻足，寺院塔的铜铃与相国寺的梵呗交织成独特的市声。他在州桥夜市品尝的黄河鲤鱼，化作诗中“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情；目睹的纤夫劳作场景，催生出“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的慨叹。通济渠的波涛不仅载着他的孤帆，更冲刷出他诗歌中“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苍茫意境。这条水道，最终让蜀中游子的诗笔，沾染了中原大地的浑厚气息。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千古绝唱，正是通济渠赐予李白的灵感。漕船上张满的云帆，纤夫们古铜色的脊背，黄河水裹挟的滚滚泥沙，都化作了他诗中的金石之音。
在这条连接天地的大动脉旁，李白找到了与天地对话的方式——运河里的每一朵浪花都在诉说着“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每一艘逆流而上的漕船都在演着“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执着。这种由通济渠孕育的诗歌气象，最终成为了盛唐之音最鲜明的标识。
李白的诗篇随着通济渠的漕船，如春风般吹遍中原大地。这条黄金水道不仅输送着江淮的稻米，更传播着盛唐最动人的诗韵。在汴梁的酒肆里，在高昂的船工号子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句被反复吟咏；洛阳的文人集会上，“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语成为新的创作标杆。
一条水道，成就了一场诗学的革命。
沿河城镇的诗人文士同李白相切磋，互琢磨，他们的诗歌中有“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与“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豪情。崔颢在《黄鹤楼》中展现的苍茫，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挥洒的狂放，无不闪烁着大唐王朝在巅峰时期的璀璨光华。
公元742年，李隆基改元天宝元年，此时李白42岁，终于接到了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李白前妻已经离世，李白又结识了刘氏，他们一起在江浙游历，接到诏书后马上回到安徽南陵家中，与儿女告别，纵笔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此时，他踌躇满志，充满自信。
唐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李白在宣州客居，其族叔李云（官秘书省校书郎）来到此地，李白陪他登谢朓楼设宴送行，奋笔写下“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这首诗不仅表达了诗人对离别的感慨，更抒发了其怀才不遇的愤懑和对高洁理想的执着追求。此时，通济渠的急流塑造了他诗歌中的奔腾之势，正如“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的意象；两岸的漕运盛况，则催生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
通济渠的波涛，就这样将一个人的诗歌，化作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印记，让运河文化在豪放诗篇的浸润下，愈发璀璨夺目。
凌云壮志赤胆担当
李白与隋唐大运河的密切关系，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和人生轨迹上，更体现在他的家国情怀中。隋唐大运河，作为国家的交通命脉，连接着南北，在诗人眼中是地理上的纽带，更是维系天下安澜的精神象征。当他目睹通济渠上“万艘龙舸”的漕运盛况时，笔下流淌出的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的壮景，更有“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的赤子之心。
在《丁都护歌》中，李白以“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描绘运河繁华，以“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道尽民瘼。这种对盛世表象下民生疾苦的体察，正是他行走运河两岸获得的深刻认知。
通济渠的波涛，沉淀着李白最复杂的情感——“欲渡黄河冰塞川”的忧思与“长风破浪会有时”的豪情在此交织，最终凝练成诗人最深沉的家国书写。安史之乱的烽烟中，他目睹运河粮船改作战船，在《古风·秦王扫六合》里发出“诸侯尽西来”的呐喊，在《永王东巡歌》中写下“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这条水道最终成为了盛唐由盛转衰的见证，也让李白的诗笔从“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放，转向了“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的沉郁。运河承载的，不仅是诗人的足迹，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轨迹。
李白的诗行里，通济渠的波涛承载着最深沉的情怀。这条“横贯中原，沟通江海”的帝国命脉，在他笔下既是“黄河落天走东海”的壮美画卷，更是盛世气象的生动注脚。“云帆望远不相见”的漕船队列，在他眼中已升华为大唐王朝“九域同风”的象征——每艘扬帆的船只都是王朝跳动的脉搏。
而当安史之乱的烽烟遮蔽运河，李白的诗笔也从“长风破浪”的豪迈转向“中夜四五叹”的忧思。在《奔亡道中五首》里，大运河畔的离乱场景化作“万重关塞断，何日是归年”的沉痛。这位曾“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诗人，此刻最大的愿望却是“为君谈笑静胡沙”。运河的兴衰，最终成为李白诗歌中家国情怀最真切的丈量，记录着一个诗人与一个时代的命运交响。
李白的诗行里，民生百态化作了最动人的篇章。这位“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诗人，却在长江两岸的市井中发现了最真挚的诗意。“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的质朴白描，道尽了乡野民妇艰辛；“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的深沉慨叹，流露出对黎民疾苦的真切体察。
在大运河的波光里，李白完成了从“谪仙”到“诗仙”的精神蜕变。李白的一生，恰似一首漂泊之歌，他想尽情释放，可总是跌跌撞撞，“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虽然“安社稷、济苍生”的政治理想终成泡影，但他笔下那些运河儿女的身影——汴河畔的酿酒老翁，洛水边的浣纱女子，却永远定格在盛唐的诗卷中。这种深植于运河土壤的民本情怀，最终化作中国诗歌史上最珍贵的精神遗产，激励着后世文人以诗笔记录时代，以文字温暖人间。
李白与隋唐大运河的相遇，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传奇。江南河的烟雨滋养了他“清水出芙蓉”的天然诗句，通济渠的浊浪铸就了他“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浑气魄。这条蜿蜒千里的水道，既是诗人仗剑远游的轨迹，更是其诗魂孕育的母体——运河码头的酒旗化作“金樽清酒斗十千”的豪情，漕船上的号子变成“长风破浪会有时”的壮语。
当我们在运河故道追寻李白的足迹，那些沉淀在《李太白集》中的文字依然跃动着生命力：姑苏台前的月色还是当年照过诗人的清辉，汴河遗址的夯土仍保留着盛唐的温度。这条文化血脉，将继续在新时代流淌——正如李白之诗中所言：“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运河与诗魂的交响，是中华文明最深邃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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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济渠（汴河）是中国内陆最重要两条江河——黄河和淮河之间的运河，它的建设和运用使隋唐宋三代拥有了统一帝国强大的经济纽带，不仅是600年连续运用的水路大动脉，更见证了隋唐宋三代王朝的兴衰与更迭。通济渠（汴河）的运用正值中国最富庶的朝代——唐宋时期，唐代日本遣唐使、宋代日本僧人北上朝佛都是经由江南运河和通济渠北上，大运河因此为唐宋时期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的运河因此而凸现出较高的文化价值。
——“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
李舫 作者系本报高级记者、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